文/胡伯诚

一

今年，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个“山水特展”，故宫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参与协展，展品繁多，自不必细述。常熟博物馆作为此展的主办方之一，拿出吴大澂所绘的重要作品《静溪图》参展，十分难得。这幅画，画面中央大幅留白，中间一座九曲木板桥，记录了清朝初年常熟赵园的景色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令人称奇的是，历经半个世纪后，此园风貌仍是当年模样。前些年，经常熟市政府协调，赵园与相邻的曾朴虚霩园合并开放，更名曾赵园，现为常熟名园。

吴大澂为何作此图？跋语说：光绪戊寅（注：光绪四年）二月，买棹偕徐君子晋游虞山，至尚湖访杨咏春观察、曾伯伟孝廉，作十日之游。适赵惠甫司马新构静圃落成，林木幽秀，楼观参差，承惠翁置酒招饮，尽欢数日。归后写此，以志良辰美景，籍留鸿迹。不足云酬报主人之雅意也。吴大澂写并记。

但是，吴大澂此跋，年与月，都写错了。

据吴大澂《客斋自订年谱》：光绪丁丑（光绪三年）三月游虞山，访杨咏春先生沂孙，纵谈古籀文之学。先生劝余专学大篆，可一振汉唐以后篆学萎靡之习。

问题来了。光绪四年，吴大澂有没有再去常熟？答：没有。因为光绪三年秋，北方遭受严重旱灾，千里赤地，颗粒无收，吴大澂赈灾去了。这一年的除夕，吴大澂督运七千石高粱到凤台，自己仅留半尾咸鱼过年。光绪四年初夏，灾情渐缓，朝廷奖励出力人员，赏吴大澂翰林院侍读学士衔，从四品。到了年底，实授河南河北道道台，正四品。

说吴大澂因灾而得福，似乎有点刻薄。但事实是，赈灾前，吴大澂虽然贵为陕甘学政，代天子视学，其地位与布政使、按察使平行，但底牌是翰林院编修，仅正七品。因为赈灾有功，一年之中连升六级，连戏文都不敢这么编。

河南河北道，值得解释一番，全称河南河北兵备道。河南，就是黄河之南。在黄河之南设的省，就是河南省。河南省怎么冒出个河北兵备道？其中原因，出于朱元璋的政治谋略，大明朝将各省省界划得犬牙交错，是为了防止军阀利用自然条件，搞地方割据。于是河南省伸出一腿，伸到了河北（明清两朝称北直隶）。河北也有一腿，越过黄河，伸进河南、山东间，将两省隔开。这种犬牙交错，江苏也有。徐州，乃军事重镇，周边都是山东地盘，但徐州属江苏管辖。

二

光绪三年，吴大澂学政任满，回京销差，在这个空当期，请假三月，回籍省亲，于是有闲暇来常熟。

画跋中涉及四人，各按主次，略做介绍。

陪同吴大澂去常熟的徐子晋，即徐康，长洲诸生，工诗善画、兼长篆隶，擅治印，精鉴赏，是个文艺玩家，却以游幕为业，可见是个长袖善舞的人物。徐康不仅是吴大澂的老熟人，还是个常熟通，经常出入赵宗建旧山楼。同治十年，徐康携元刊《重修琴川志》十五卷，献给杨沂孙过目。杨沂孙向慕此书久矣，细细地读到向晨才睡，就睡在了旧山楼。

《重修琴川志》是常熟良志，清代学者阮元曾予以高度评价。本文在写作时，获悉《苏州全书》将影印出版《重修琴川志》，并选定了经黄丕烈士礼居、汪士钟艺芸书舍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藏家递藏的曹炎抄本，闻之欣然。

跋中出现的曾伯伟孝廉，即曾观文，字遹成，道光举人，候选国子监助教，因母亲需要照顾而没有出仕，是位孝子。常熟城里有大工役，常常由他主持其事，属于社会贤达一类人物。《翁同龢日记》中提及曾伯伟，累计有五十四处之多，但总与饭局有关，不是招饮，就是被招。有重要的客人来，也会叫曾伯伟作陪。譬如，同治七年翁同龢接待原苏州知府杨靖，同治十一年接待盛宣怀，曾伯伟都亲与其事。

吴大澂拜访的杨咏春观察，即杨沂孙，道光举人，退休的凤阳知府，因为赏加道衔，故尊称他观察。

吴大澂向杨沂孙学习篆书，俞樾是清楚的。他说，君中年以后，参以古籀文，书法益进，兼长丹青（俞樾撰《墓志铭》）。

光绪三年，吴大澂四十三岁，恰值中年。而杨沂孙已六十五岁，书名满天下。这年三月，杨氏完成了《在昔篇》，以一百三十韵四言诗，描述了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。这幅诗与史、史与书相结合的鸿篇巨制，令吴大澂深表钦服，随题《在昔篇跋》于后，也是用的四言韵语。这幅墨宝现藏于常熟博物馆。

吴大澂以画为酬，答谢赵惠甫司马，即赵烈文。司马二字，本意指军职，大到兵部尚书，称大司马；小到刺史的副手，亦称司马，如白居易为“江州司马”。但自从白居易写了“司马乃为送老官”后，亦可泛指退职、退休的官员。

赵烈文为易州知州，但没有做满任期，提前退职了。易州的官，难做。因为易州境内有清西陵，雍正、嘉庆、道光三位皇帝均葬于此。清政府在此设立陵工守护大臣和泰宁镇总兵，虽然只是为皇帝看墓，但级别不低，由王公贵族和内务府大臣兼任，气势很盛。赵烈文实在侍候不了这帮宗室大员，侍候不了内务府和礼部驻清西陵的那帮郎中、员外郎，甚至侍候不了膳房、茶房等各色太监。他们借着皇差的名义，漫天坐索，纷纷要钱。光绪元年，赵烈文因为得了一匹好马，被敲诈不成，连遭劾章，终于被撤任另补。

撤任另补不是罢官，而是另有任用。但赵烈文不想干了，自请辞职。于光绪元年回到常熟赵园。赵园，是今天的俗称，当年叫“静圃”，因园内之水引自静溪而得名。

赵烈文与吴大澂认识很早。同治五年，吴大澂尚是一名举人时，他们就认识了。同治八年正月，吴大澂入翰林院庶吉士后，又拜访了赵。赵热衷于收集金石碑帖，而吴大澂也好这一口。

三

赵烈文建造静圃，始于同治四年，经济上颇感困难。他长年做幕僚，收入有限。常熟那块地，本是吴氏芷园，早已开垦成农家菜园，不计水面，约三四亩，但地理条件极好，远眺有山，岸池相连，赵烈文十分喜欢，遂议价一百缗买下。钱是借来的，一家借了四百缗钱，支付地价与建材，另一家又借了一百两银，以支付工钱。

在常熟买一座现成的宅子，开价都在千两以上，赵烈文买不起，只能自建。曾国藩手下有一帮专为湘军张罗军费的敛财专家，很愿意为赵烈文做点贡献，如张富年（字屺堂）、许道身（字缘仲），都做过江安粮道，俗称十府粮道，执掌一个安徽、半个江苏的厘金与农业税，包括江宁、安庆、徽州、宁国、池州、太平、庐州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十个府以及广德、滁州、和州、徐州四个州。这两位，出手就是每人一百两。

赵烈文此人，值得多说几句。咸丰十年，太平军兵临苏州，居住在木渎的赵烈文逃难到上海。第二年，被姐夫周腾虎引荐给曾国藩。赵氏以洋洋八千字《上曾涤生大帅书》，对时局提出应对之策，受到曾的赏识。此后十多年间，曾国藩每晚必到赵烈文书室闲话，上至军政大事，下至文章书法，直言相商，毫无保留，赵烈文成为曾氏身边最重要的幕僚与智囊。

同治三年，天京将破，曾国藩知道曾国荃遇事不够冷静，怕有闪失，指派赵烈文到大营，协助曾国荃处理善后事宜。所以，赵烈文是亲眼看到湘军攻进南京城的。对湘军恣意焚掠江宁，也是深恶痛绝。这些，都写在《能静居日记》里。

李秀成兵败被囚，曾国荃欲动锥刑，被赵烈文劝阻。赵烈文也是极少数能面见李秀成的人，并与李秀成有一段对话。

李秀成问：“今天京陷，某已缚，君视天下遂无事邪？”

赵烈文答：“在朝政清明耳，不在战克，亦不在缚汝。闻新天子聪睿，经此次内乱，万民望治，且尔家扰半天下，卒以灭亡，人或不敢重蹈覆辙矣。”

李秀成说：“天上有数星，主夷务不靖，十余年必见。”

感谢赵烈文的日记，让我们能读到李秀成这段英明的判断。此后，大清王朝真如他所言，夷务不靖，外侮不断，不知赔了多少银子与土地。

四

《能静居日记》之所以出名，还因其中有一段让世人目瞪口呆的话。同治六年，全社会都沉浸在同治中兴的美妙想象中，赵烈文却正确预言了清朝的灭亡。他对曾国藩说：“以烈度之，异日之祸，必先根本颠仆，而后方州无主，人自为政，殆不出五十年矣。”此后晚清历史，竟鬼使神差地按着赵烈文设定的方向走，从同治六年，到辛亥革命，恰恰“不出五十年”，而大清逊位。

我国最早研究赵烈文的陈乃乾先生，先是撰写了《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》，因抗战时局艰难而未能发表。后又撰写了《赵烈文言行摘记》，以志介绍。他称赞赵烈文：“才宏识远，料事如神，真幕府之奇才。”

至于陈乃乾先生的学术地位，谨举一例足以说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特备专列，送学人进京，全国仅二人，顾颉刚先生与陈乃乾先生也。此后没有第三人。

《能静居日记》六十四巨册，记录了从咸丰八年至光绪十五年历时三十一年的所见所闻，即便是战火纷飞，即便是流亡逃难，赵烈文也笔耕不辍，极其难得。这部日记，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在抗战时期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，被中央图书馆斥重金收购。

《能静居日记》后来被带到台湾，但台湾仅出了影印本，于阅读使用很是困难，高阳先生生前，曾力主完成点校整理工作，但因其去世而作罢。2010年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拨出专项资金予以资助，历时三年，《能静居日记》排印本终于在长沙出版，实现了两岸读者的一个夙愿。

赵烈文于光绪十九年去世，享年六十九岁。他没有生出好儿子，先是藏书散出，连同手稿、书信、日记，全部易手，一纸未留。接着赵园被常州盛家收购，后舍为寺，曰宁静禅院。

民国二十年，著名藏书家邓邦述重游静圃，见乔木已摧，池亭如故，黛语楼下，寺僧煮茗。凄然而无语，他是在静圃结的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赵园曾长期充作教育机构，先为常熟师范，后为地区师范，无形中，对赵园予以了莫大的保护。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，作者有幸被江苏师院录取，而授课地，却在赵园。这次在吴文化博物馆看到大澂先生的《静溪图》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不禁萌发出为乡前辈立言的冲动。苏州地区假赵园办学，迹近几十年，包括各种进修，粗而匡之，有近万名学生从此园走出。当年，我们对这座江南名园无一丁点知晓，何曾想到，赵烈文以一介布衣，竟名满天下。

而我等是谁？

来源：姑苏晚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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